新約神學的研究方法有很多，也因此而建構出不同的新約神學內容，讀者不難從書店中發現這些新約神學書籍的內容有不同編排。這些不同的編排，或多或少反映作者對新約聖經的研究態度，甚至是信仰的立場。建構新約神學的內容，如何能夠忠於聖經著作原意的同時，也能從這些不同的著作中，提取我們的福音信仰系統？必須認定下列兩方面的重要性：
(一) 新約信息的一致性及整體性
新約聖經包含了廿七卷不同的書卷，以不同的文學體裁寫成 (例如：敘事體裁、書信體裁、天啟文學等)，包含不同的寫作目的，而不同的書卷所針對的問題和對象也不同。單以保羅書信系列為例，就針對不同的教會或個別收信人的需要而撰寫(例如：哥林多前書反映了哥林多教會的問題，與歌羅西書所反映的問題完全不同)，基本上，沒有兩卷著作的內容重點和寫作目的是完全相同的。就如福音書雖然都記載了耶穌的生平事蹟和教導，但四卷福音書的編寫方向明顯不同，針對的對象也各異。即使對觀福音(Synoptic Gospels)在編寫內容上較為接近，同一事件或同一段教導的記載，在不同的福音書中，也在用字或脈絡上存在或多或少的差異，學者們藉編輯考據(Redaction Criticism)的研究，凸顯了這些差異出來，這正是新約信息的多樣性。基於此種多樣性，有些學者建構新約神學的內容時，就單單將每卷書的內容及信息分別列出，組成新約神學的全部內容，以保留書卷之間信息的多樣性。結果，新約神學的內容就等於將個別書卷的神學信息加起來。這種建構神學的方法，雖然反映了新約書卷之間的多樣性，卻忽略了新約信息的整體性，沒有將整部新約聖經的信息整合起來，或沒有以神學主線將各著作聯繫一起，窺探新約信息的整體性，這是新約神學不足之處。
為何新約神學的整體性如此重要？從新約聖經為基督教信仰權威的角度看，整部新約聖經共有二十七卷著作，乃經過教會傳統的編選而成為「正典」。雖然不同的書卷有不同的重點和主題，但其神學信息也應該是相關和一致的，整體的信息應該能夠互相呼應和串連，才能從這新約聖經的神學系統中，反映基督教信仰的一致性和整體性。從歷史角度追蹤，很多基督教文獻在新約正典成立以前，也在早期教會間流傳，雖然信徒也對這些著作熟識，卻未有被教會納入在新約正典之內，1乃因為這些文獻的內容，與現時正典中的神學系統未能一致或出現矛盾之故(當然也存在作者權威的問題，但不在此討論)。要明白新約的信息，一方面要明白新約書卷的個別信息和主題，同時也需將個別的信息，連結於整體的神學主體或主線，好使讀者在明白新約書卷不同的信息和重點之餘，也明白新約聖經整體的神學系統和信息的一致性。
(二) 新約信息的應用及發展性
當提及新約信息的一致性時，並不代表信息在不同時代寫成的書卷中完全相同，也有其發展性。新約聖經的寫成，是經歷了不同年代的作者對信仰的反省，雖然不及舊約的歷史悠久，但卻經歷至少五十年之多。新約聖經的信仰基本上從耶穌開始 (其實是延續了舊約的信息)，建立了福音的基礎信仰，然後在祂升天以後，其門徒及其他後人，如彼得、約翰、保羅等，將這福音信仰在地上的發展過程、對信徒的影響等事實記錄下來，加以適切的解釋和應用，使福音信仰更切合當時代的不同情況及需要。所以，新約聖經的信息，本身有著一種發展性，而當中所展示對福音信仰的神學反省和信息重點，也具有發展性在其中。
過去學者討論這種神學的發展時，涉及新約聖經的寫作日期，與其所反映的歷史時間之間的差異，從而帶來在神學思想上的先後及相互影響的推論。其中最具爭議性的討論，要算是保羅神學與福音書神學的先後及相互影響性，簡述如下：
福音書的內容是記載耶穌的生平及教訓，這些事蹟及教訓的出現，理應先於保羅書信。可是，在新約研究中，似乎共識了保羅書信較福音書的成書時間為早。因此，引發出的討論，就是福音書的神學有否受保羅的神學所影響？究竟新約神學應該由保羅神學開始，還是由福音書的神學開始？這問題的答案，要視乎如何評估福音書的內容，有多少反映了耶穌的真實事蹟和教訓？過去有些研究認為，福音書未必完全反映耶穌在世時的真實事蹟及教訓，都是經過福音書作者(或編者)編修而寫成的，因此，學者在追溯福音書成書之前已經出現的原始耶穌事蹟及教訓，稱這些內容為「歷史耶穌」，並推論出真正「歷史耶穌」的內容，以解釋福音書的記述，如何編修了這些原始的材料而寫成不同的福音書內容。2試舉例說明：有學者認為，四卷福音的內容編排，各自有完全不同的敘述起頭，卻共同地以耶穌復活的敘述作結，就是受了保羅在林前十五章對耶穌復活神學的看重所影響的。不過，鄧雅各(James Dunn)在他的《耶穌新觀》(A New Perspective on Jesus)中，指出福音書的內容，其實很大程度反映了真實的歷史耶穌，因為福音書的內容，正正是取材於當時的「耶穌傳統」(Jesus Tradition)，這些傳統大部份都是坊間習慣以口述傳遞的「口述傳統」(oral tradition)，而不是根據當時已存在保羅書信的神學內容而編寫的。鄧雅各宣稱，福音書內所記述的耶穌傳統並不後於保羅書信，因為門徒在跟隨耶穌的過程中，已經受耶穌的影響，在他們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而耶穌對人們的影響，就是使人萌生信仰，這種信仰雖然未必如後期寫作福音書時有系統，卻仍是他們在跟隨耶穌時所種下的，是他們所見過、所聽過的耶穌傳統，也是他們很珍惜的記憶。3按此理解，福音書所記載關於耶穌的事蹟和教訓，雖然在寫作日期上是較晚於保羅書信，其內容和神學信息卻不是較後於保羅的神學思想，甚至比保羅書信更早存在於基督徒群體當中，只是以「口述傳統」流傳而已。四福音雖然在各自的神學重點和寫作對象不同，寫作時間也不同，但都保留了早期對耶穌事蹟及教訓的口述傳統，再因應各自不同的需要，加以演繹，以適合他們的對象和寫作目的。福音書中所反映的「耶穌傳統」，早於保羅書信的存在，更反映歷史耶穌的內容。4因此，按照鄧雅各的理論推算，保羅的神學，反映他在較後期向外邦人傳福音及建立教會時，系統化已存在於基督教會中的信仰，或可當為福音書的信仰，並因應不同群體的需要，闡釋福音信仰的內容。
除此以外，其他書信的信息內容，也反映了教會較後期的發展實況，面對著內憂外患的處境：一方面在教會內，因為當時較流行一些巡迴教師，四處宣傳他們認為正確的福音信仰，卻變成了衝擊教會的假教師。他們所傳遞的福音，因與起初使徒們及保羅等人所傳的不同，形成了種種不同的異端教訓，對教會的基礎信仰造成衝擊，以致新約書信的作者，不得不寫信向教會表明真理所在，並否定這些異端。例如：在保羅書信中已隱約看見這些影子，(西二8；提前六3；提後二16-17；四3-4)彼得後書及猶大書更清楚地反映異端對教會的影響。另一方面，因著政治及社會環境的因素，羅馬王尼祿及其後繼者，對基督徒的逼迫，對基督徒造成了很大的傷害，這種迫害與早期教會所面對，主要來自猶太教的衝擊和逼迫截然不同，因此，在後期的書信中，也必須在信仰上對基督徒多加安慰和鼓勵，以堅固他們的信心。
總結
總的來說，當建構新約神學時，並不應以新約聖經的寫作日期來決定神學信息的先後，而應該按現存新約聖經正典的編寫次序來理解，就是：福音書、使徒行傳、保羅書信、大公書信及啟示錄，並從這些書卷整合新約的神學信息，因為正典的編排，正反映早期基督教信仰的發展狀況。但不論發展狀況如何，新約聖經的神學信息，並沒有因時期不同而有所改變，其神學信息是前後一貫地相合的，以致新約神學能以統一整體地展示基督教的信仰。這也是筆者的新書《認識新約神學──新約信息的個別性與整體性》（將於2020年12月出版）寫作時所朝著的方向。
註：
1.這些文獻被稱為「典外文獻」(extra-canonical documents)，寫作的體裁與現時正典的著作相近，例如：十二使徒遺訓、馬利亞福音、猶大福音、彼得啟示錄、保羅行傳、革利免壹及弍書、黑馬牧人書、巴拿巴書等等，數量比現時正典的二十七卷更多，當中有部份與正典中的內容接近，也有與正典內容衝突的異端信仰作品。
2.有關「歷史耶穌」的討論中，近代學者為要尋找「歷史耶穌」的內容，由Robert Funk成立一個名為「耶穌研討會」(Jesus Seminar)的會議，在1980-1990至21世紀初期較為活躍，集合了多名近代著名的學者，藉著投票，選出那些言行，是屬於真實的「歷史耶穌」。並將他們的投票結果出版成書，當中包括：The Five Gospels: The Search for the Authentic Words of Jesus (1993) ；The Acts of Jesus: The Search for the Authentic Deeds of Jesus (1998)；The Gospel of Jesus: According to the Jesus Seminar (1999)。
3.鄧雅各著，周健文譯，《耶穌新觀》(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出版，2007年)，頁12。筆者亦可以這樣推測，學界對福音書的來源學說中所建立的‘Q’文獻，也可能屬於這些「口述傳統」而不是以「文獻」存在。
4.有關保羅神學與歷史耶穌，或耶穌傳統等討論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一些新約神學的書，例如：布特曼著的《神約神學》等，而有關鄧雅各的「耶穌新觀」等論述，可參考其專書，A New Perspective on Jesus : What the Quest for the Historical Jesus Missed, (Grand Rapids: Baker Academic, 2005.)或Jesus Remembered, (Grand Rapids: W.B. Eerdmans Publisher, 2003.)本文不宜作這方面的詳細討論，只陳述筆者個人的立場及理解。